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１２９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二十、汪洋大海一般的对手

    1977年10月16日中午，一群北京知青赴大寨参观团的小伙子吃完饭，在昔阳县第一招待所的楼道里碰见了陈永贵。几位小伙子让开路，靠在墙边看着这位前呼后拥的副总理走过去。陈永贵不知怎么情绪极好，径直走到一位穿着军便服的知青面前站下，笑着伸出手来。那位小伙子赶紧伸出手握了握，心里不由得一惊。陈永贵笑问：“你们哪里来的呀？”那知青答道：“北京知青。到您这儿来参观。”陈永贵笑道：“欢迎欢迎。咱们回北京见啊。”说罢向众人招招手，走了。

    

    那位知青目送陈永贵远去，转过身来像发现重大秘密一样告诉自己的同伴：“陈永贵的手是软的！没有茧子”B52

    

    四天之后，这群学大赛先进知青代表回到县里，四五个人半夜三更钻进县文化馆的暗室里冲洗在昔阳和大寨拍的照片。暗淡的红光，宁静的秋夜，几位至少也当着生产队长的知青谈起了自己的苦处和疑惑。

    

    一位挺胖的知青端详着照片笑道：“我在昔阳还觉得挺有劲，出了山西就凉了一半，现在剩的这点热乎气儿，明天一回村就该凉透了。”

    

    那位和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接茬说：“我现在一想我们村社员的德行就凉透了。让他们给队里多干点活，恐怕得拿鞭子抽。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要是在队里干活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就好了。”

    

    一直坐在显影液前没说话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女知青，这时她也开口道：“有一个知青，内蒙的，就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路——分田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