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响，那位与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开口问道：“写这本书的伙计，抓起来了吧？”“抓起来了。”
众人点了点头，好像是觉得理应如此。
“唉。”胖知青似乎醒过来，叹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说：“唉，真他妈的有敢说的！”
这种从自留地想开去，一跃而变成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反省的经验，不仅仅这些私下传播“反动观点”的知青有，就连农业部副部长也有。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般地逮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又想到了“包”。B53
按照经济学理论对人类的描绘，在眼看着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搭自己的便车，没脸没皮地占自己的便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继续坦然地为他们提供占便宜的机会，除非他另有目的。
按照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描绘，“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B54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十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多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拄着镐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别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让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多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觉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亲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话，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普遍的磨洋工。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在局部区域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的副总理。
毛泽东高度强调精神力量，主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可以说出很像样的理由来。中国革命不就是靠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精神支撑吗？八年抗战不就是凭着民族气节吗？再往前说，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又是凭什么？除了同盟会的一腔热血还能有什么？中国哪有财大气粗的“第三等级”支持他打碎封建秩序？再往前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洋人欺负到了家，中国要奋起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自强自立新的反应不也是民族精神的展现吗？那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哪有什么自发的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呢？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传统，它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但是，当毛泽东把这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力量用到农业生产上，并且想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