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十九、过渡·过渡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