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谈话中几乎每天都要贬一通张怀英，转绕抹角地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水平高。他似乎要把所有的荣耀和尊敬都搂到自己身上，不许别人咬一口桃子，更不能容忍任何摘桃的企图。他说：“我不是光说怀英同志。走了也好，在的也好，你们都没有认识了昔阳的荣誉是怎么来的。老实说，昔阳的荣誉高，是因为有个大寨。你全县都沾了大寨的光了。”“我最生气的是三个六年总结。要不是采取紧急措施。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早被他们葬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就是要同志们正确认识自己。”
陈永贵又是怎样认识自己呢？怎样解释他的文化水平低呢？他在吩咐郭凤莲和李喜慎回去认真总结验验的时侯，流露出了极佳的自我感觉。他说：“总结也并不是文化程度高了才能总结出来。你看怪不怪？你看我的文化高不高？总结能力强不强？我没文化，但并没有把问题看错。……石坪那个洞，我陪军队同志去参观，我说，你看这个洞怎么样？他们说好啊。我一看对象，就说，这洞是下走水，上种地，打起仗来好战备。起头咱也没有想过这想说，开始做的时侯并没有想到，后来总结就总结出来了。”Ｂ37
陈永贵下台后赋闲在家，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和他谈起了往事。陈明珠问：“爹，你和怀英本来不错，咋想的批三个六年哩？”
陈永贵答道；“孩呀，别说啦！官做大啦，混啦！”
十五、石家庄会议和无锡会议的台前幕后
批邓的风声一紧，邓小平参加第一次全农会并做重要讲话的事就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风向变了，各省各地的头头便在心里犯嘀咕，第一次全农会的精神还站得住吗？作为２１号文件下发的华国锋的讲话照样执行吗？派工作队下去搞基本路线教育不算搞右倾翻案吗？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搅得他忧心如焚。好不容易开成了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了２１号文件，派下１６０多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局面莫非要泡汤？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云南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省委已经把派下去的工作队召回了，说那是右倾翻案风刮下去的。河南的一些县也开始撤工作队。宁夏走得更远，竟发了一道通知收回２１号文件。一时传言四起，全国百余万下乡工作队队员的军心动荡。陈永贵知道这是江青集团那条线上的人闹的，可是他也没办法，他惹不起人家，嘴上说大不了回家种地，心里却怕犯错误。这时农林部又向陈永贵报告了各地人心不稳的情况，建议开个会说一下，肯定一下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２１号文件是正确的，下去的工作队是正确的，以便稳住军心。陈永贵当然同意，立刻找华国锋商量。华国锋怀疑地说：“恐怕不行吧？农林部开会？就是国务院开会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哩。最好是经过中央，下个电话通知，或者下个什么文件来一下。”
陈永贵一听，觉得华国锋说得在理。没有更高级别的表态，第一次全农会的成果恐怕是保不住。于是，在四月分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建议中央发个电话通知，肯定一下全农会，肯定２１号文件和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陈永贵说完了，坐在他右侧的张春桥不紧不慢地问道：“谁知道你们那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什么东西呀？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迫害，把人家迫害下去，还不让人家回来造反吗？”张春桥说：“现在不能再按中央２１号文件的部署搞了，再搞就出问题了。”B38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有分歧，通知无法发出。陈永贵眼看各地的工作队纷纷撤回，全农会的部署要泡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１９７６年５月底，国家院批准农林部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推广石家庄地区三种三收的经验，小表产区的各省派出县委副书记参加。李先念和纪登奎建议陈永贵去坐阵，方便就讲上几句。陈永贵很想借机讲讲张春桥没有同意的那几条其典型的形式。它肯定世界是物质的，但以片面、孤立、静，肯定一下全农会，于是就去了。
可是怎么讲才好呢？直截了当地讲，他又怕人家抓他唯生产力论的把柄，说他干扰批邓。陈永贵翻了翻交上来的大会发言材料，忽然冒出一个侧面迂回的主意，他叫来参加会议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授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