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６月，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达到高潮，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新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陈永贵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道学六先生指北宋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司，板着脸给他当年的上级、后来的战友、如今的下属扣大帽子。他说：“张怀英同志总结的三个六年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在第二个六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两个伟大批示？为什么要抹煞？为什么不突出？……１９７０召开了北京地区农业会议，三个六年里提到没有？不仅没提到，还想把五种人否定了。……你把那讲古弄今为什么不放在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什么前晌克己，下午就复礼？”
其实，很多坐在下连听陈永贵声色俱厉地扣帽子的人心里都明白，如果张怀英不暗示他培养了陈永贵，不争这个功，不显得比陈永贵还高明，陈永贵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扣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是头头们在争功哩，与老百姓有什么关？大家东拉西扯地乱批一通，批得很热闹，但是劲头并不大。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说二话。
张怀英被批得坐不住了，给陈永贵和王金籽各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昔阳做检讨。王金籽把自己收到的信拿给陈永贵看，请示怎么办。陈永贵说：“没有必要。因为你是想借用昔阳和大寨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怀英无奈，也不管陈永贵是否接纳，自己坐火车回了昔阳，在大寨诱行社找到陈永贵。陈永贵正和李韩锁坐在沙发上说话，见张怀英进来，不高兴地问道：“你来干什么？”张怀英走到陈永贵旁边，坐在沙发上，陈永贵扭头就站了起来，拉开门走了。张怀英被晾在那么，尴尬地和李韩锁说了会儿话，也不见陈永贵回来。张怀英没办法，只好当天又返回了运城。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张怀英似乎动了陈永贵最可珍贵的宝藏，他的火气怎么也消不下来。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５日，陈永贵在全县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骂完了姚文元，批了几句四人帮，又批开了张怀英。他坐在昔阳中学礼堂的主席台上，口气蛮横地说道：“不是有人说，不要再批判三个六年，三个六年是正确的，某人的水平是高的。什么高？你给咱把个高拿出来咱看看！你给咱把那正确摆出来咱看看！就是那正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在个人身上，是自己的基础，还举例说明，什么汉景帝呀，什么汉武帝呀，帝王将相，什么帝，怎么不举例马列主义说明？怎么不举例主席思想说明，主席路线说明？”
当时，第二次全农会刚闭幕不久，昔阳正在派干部下去参加工作队，要求工作队一去四年。陈永贵反对，说：“提一定四年不变不好，有成绩一年可以回来，有的二年可以回来，有的三年可以回来，有的一辈子也不能回来。像张怀英那个通迅员就不要回来。”B34
陈永贵一句话，这位小通讯员的一生就算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陈永贵说了一句原《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领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那位名叫李玉秀的记者，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在《记者反映》上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看到了。因此发生了五级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的事件。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李玉秀被揪到大寨连续批斗多日，并责令他把多写的六亩地造出来。李玉秀在大寨修梯田，直到手臂被石头砸伤，才吊着绷带放了回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分管内参工作，也因签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正找不着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下令举行批斗会。宋莎荫在新华社干过，解释说反大寨的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这位方实先生熟识，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敬业，处理问题很慎重的人。设身处地替这位忠厚长者想一想，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