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英在寿阳干得很有成绩，粮棉产量两年翻了一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知道了，就在公开场合表扬报寿阳，说：“还有一个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两年翻了身，了不得。”李先念也说：“寿阳发展速度很快，寿阳的经验值得研究。”华国锋也表示：“寿阳粮棉，两年翻一番，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这个经验值得研究。”陈永贵听说了，一开始还挺高兴，他认为这是大寨道路通天下的又一铁证。他在大会上说：“寿阳多年来一直上不去，去年怎么上来的？……什么原因？昔阳能上去，寿阳同样也能上去。路线摆正了还能上不去？要是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上去？”B30
陈永贵正高兴，王金籽找永贵说了几句勾人上火的话。王金籽说：“人家讲了，大寨经验是你老陈创造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是靠人家张怀英哩。”界牌岭是昔阳县界的代称。这就是说，陈永贵没有本事把昔阳以外的地方搞好，而张怀英有。当时，上边有话要从昔阳的干部圈子中提拔出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张怀英和王金籽都是首当其冲的人选。王金籽不能不考虑到张怀英的竞争力。
陈永贵听了王金籽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寿阳也是学大寨么。”后来，陈永贵专门从北京发来关于宣传寿阳问题的指示：“寿阳有成绩，首先肯定寿阳广大群众，寿阳贯彻了大寨精神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宣传寿阳学大寨，不要宣传寿阳出天才。”B31
批邓、反击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宋莎荫拿着他起草的关于大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书稿到北京请陈永贵审阅。宋莎荫修史，多少参照了张怀英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一个叫“三个六年”的总结模式，其大意是，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五十年代的六年，在路线上是正确的；张润槐和原耀先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六年，在路线上是错误的，文革后的六年又是正确的。路线上的正偏正，对应着产量上的高低高。张怀英本人在掌握路线上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张怀英的总结长达七小时，讲过之后一度风靡昔阳，全县的历史都依此模式写，连昔阳公路史也是路线上的正偏正，公路上的长短长。如今宋莎荫写大寨史又带出了三个六年的影子，陈永贵终于压不住火了。
陈永贵表示了对宋莎荫的书稿的不满，又按捺不住地尖刻地批了一通张怀英。他对宋莎荫说张怀英：“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把人家说成修正主义。省、地就没有批你当第一副书记。上台搞三个六年，批别人为了抬高自己，这不叫马列主义。你回昔阳造反，扔下那里的工作，这对吗？……大寨是你培养的吗？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你沾也沾不上！你要夺毛主席培养大寨的权！六四年修正主义一迫害，你们都认输，你既能用马列主义培养大寨，怎么全县搞了修正主义？这能说得通吗？为什么不能用马列领导全县？你敢沾大寨边吗？B32”
陈永贵拍着桌子说：“你高，六二年怎么饿死了我那些人？你说偏，就在这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你说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等三个方面阐明了政治暴力，咋个偏？”
陈永贵一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大批三个六年。联系着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一块批。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张怀英搞三个六年。还有三家村，三上桃峰，三株大毒草。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方言表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揭发批判张怀英。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张怀英撤了他的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侯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邓也就是批张怀英的汇报时，听到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觉得太不够劲了。他指示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