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中共中内指导工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规，无论干什么，总要先从大寨和大庆这两个典型推开去，大寨因此成了各种运动和活动的样板和推广站。风向一变就有记者追着问，追着写文章。结果，一篇大寨批邓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捅了出来。
华国锋见到报纸，立刻给陈永贵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口气很不高兴。陈永贵说他也不清楚，就往大寨打电话责问郭凤莲。郭凤莲尚末见到报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永贵就叫她追查，问问县里是怎么回事。查业查去，原来是一位记者末经许可就写了篇稿子发出去了。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１９７６年北京闹“四五”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指使的，成了将邓小平撤职的一个由头。当时陈永贵就在北京，他坐在车里，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看了。他认为这是群众悼念周总理论，认为气与理不可分离，“理在事中”。注重实际知识，倡，没有错。可是“四五”运动被暴力镇压的那天晚上，记者找大寨党支部表态，大寨党支部也就得按照上边定的调子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批邓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铺天盖地贴了无数大字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去不去看大字报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四人帮动员大家去看，大多数人也去了，可是陈永贵犯了倔脾气。“不去”，陈永贵说，“不是大字报说我是投降派吗？”有人劝陈永贵去小靳庄看看，陈永贵更上了火。报纸上整天都在吹小靳庄，邓小平说了，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看起来老邓说得对哩，有人拿那个整天赛诗唱戏的小靳庄压大干苦干的大寨哩。陈永贵对进言者怒道：“有什么好看的？不去！我挣的是工分，户口是农村的，有功夫去大寨劳动哩！”结果他到底也没去。倒是小靳庄的代表去大寨参观，由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出面接待。
陈明珠请小靳庄的客人讲话人家没讲。陈明珠怒形于色，说小靳庄看不起大寨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６日至１７日，在批邓运动横扫中国的时侯，昔阳县委召开了有４００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陈永贵亲临会场讲话。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这个实际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参见“伦理学”、“美，当时的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和他的“三个六年”理论。昔阳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稀奇古怪地搞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张、批“三个六年”的运动。陈永贵是这个奇特转化的总导演
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像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１９７３年，张怀英主持昔阳工作，陈永贵入政治局，两个人磨擦多了起来。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说今。同样是谈农田基建问题，陈永贵以他的“陈永贵风格”直截了当地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吃饱了肚子还不大干？”说起来也挺生动。而张怀英则谈他怎么访问了昔阳县旧衙门中的一个管钱粮的，那人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２３年，一代人的时间全县耕地减少了５０００亩。张怀英说他从１９５９年就开始发愁，再过几十年可怎么办哪？现在有办法啦等等，也挺生动。昔阳人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面带敬畏。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陈永贵感到了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说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组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的威望。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拔他两下。
撩拔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在县里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大主意。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了，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