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的理由来看，江青等人似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判断的。
上海市委奉张春桥之命“稳住”，不传达贯彻华国锋的报告即21号文件。上海提出了四个不准，第一个不准就是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理由是：“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由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在四届人大组阁不成，失去了大量要职的江青集团不能容忍主攻方向的偏离。她们大概也有自己的激进路线岌岌可危的强烈预感，急于解决权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还要持续一年多。
1975年10月19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华国锋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社论：《普及大寨县》。随后，全中国的宣传工具一齐开动，上百万的干部根据全农会的精神下到农村基层帮助社队搞整顿，“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七、向毛泽东建议过渡
华国锋宣读的那份总结报告，要是按照陈永贵的心愿写，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让陈永贵由着性来，他会推出几项足以震撼中国近百万村庄的新政策。
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