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3、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4、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5、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年7月20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在政治局尚未讨论之前，陈永贵便给宋莎荫下了指令，让他把这套见解写到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里，他准备在全农会上捅出去。宋莎荫奉命完成了，但是被主持这次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挡住了。陈永贵的主张实在太左了，太激进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这是违反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六十条》的。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同样也是违反《六十条》的，而《六十条》并未明令取消，还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六十条》不对。华国锋指示农业部的人和宋莎荫一起动手，把原来的发言稿中的那些极左内容全部改掉。陈永贵的出击失败了。（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65页）
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B15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过了一年多，陈永贵似乎明白了张春桥一边反对过渡，一边派人取经的用意。他告诉昔阳的干部：“这次挖出四人帮才暴露了，他想在上海搞一个奇迹，要树这么一面旗帜，我们整个上海都搞成大队核算，在全国树这么一个样板，也给世界树一个名望。你看，坏不坏？你要树树我们昔阳来！我们在六七、六八年就全县过渡了，他要在上海搞，在我们这里学经验，到上海搞！”B16
八、抓点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干部
1974年初至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
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