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提。”B10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么，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扭了么！”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B11
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