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的本质，主张宗教和哲学是同一的，但理性是更高的权威。他，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的自然素质，认为它难以改变。西汉董仲舒提出“质朴之谓，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卡斯巴尔·施密特，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