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勉强能看懂报纸，能看懂文件的大意，也可以拿着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昔阳还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顶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距也特别宽，熟悉他的秀才们把他的讲稿工整地抄在格子里，在他不认得的字下边注上他认识的同音字。据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估计，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五百个，认得的汉字不超过一千个，这离一千五百字的脱盲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２页）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轻化纺战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不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
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扬”四个字。１９７７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嘛，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愤很大，而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这是么回事
二、与张春桥翻脸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⑥
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６月１日，周恩来因癌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