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