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己的哲学观点，提出“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认为历史是人类，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杜塞（LouisAlthusser，1918—）等。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B23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