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着命干了一年，这几位知青插队的两狼山公社五加河大队的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公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几位知青的头头大惭，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献了出来，衣服、被子、现款、药品，能捐什么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呢，张木生道：“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骨里子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存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跑回北京闹革命，在北京折腾了一阵，又跑到大寨去取经。
那正是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县的第一年。张木生和李秋梦到了大寨，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老跟着警卫员小刘的陈记贵。大寨的社员们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有什么感受？”李秋梦憋了半天，道：“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
后来张木生又在外边折腾了一阵，想在湖北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在当地农民中招不来人。张木生败兴而归。回到村里，他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那时我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张木生说，“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
至此，张木生发现了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的农民，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这时他特别想读读书，好好想想问题。他的父母被打倒了，他的当革命接班人的狂想消失了。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他开始读禁书。
“雪夜无人读禁书”，张木生说，“乃天下第一快事。冬天，把所有没人用的被子都搜罗来，围着被子读书。”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有布哈林的，考茨基的，伯恩斯坦的，德热拉斯的，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五卷本的内部讲话。反正找得来的东西都拚命读。只要农活不紧，他和比他晚一年去插队的李小峰、骆小海等知青常常彻夜畅谈读书心得。谈来谈去，读来读去，这几位发现自己的根底太浅，又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学教科书，最后干脆啃起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当时一堆一堆的问号，太多了。”张木生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找一个好方法。当时我和小峰定了一个目标：马克思、列宁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列一个大系表，以排除后来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张木生他们这么一排，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见解都排除出去了。
“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木生说，“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事绝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
“所以那时就写了个东西：《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当然也不敢直接批，只是客观地描绘苏联的三位一体的形成，其成功和失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