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得很能刺激人的自尊心，也很发人深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写“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时，也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活动的特征。，两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还说，代表们这次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白了学大寨就要学会抓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精神变物质。二是要把大寨经验推开，就要搞阶级斗争，清除“五种人”，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要求全国都走这条路。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了两块大文章，一篇是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已经建成的关于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另一篇是专为此文配发的社论：《农业学大寨》。这两篇文章是纪登奎亲自指挥两位记者写的。文章把整五种人作为学大寨的重点提了出来。社论还指出了陈永贵搞成的大寨县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自为存在法国萨特的用语。指人的意识的存在方式。它，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注：纲要，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纲要规定：到1967年，黄河、秦岭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要由400斤增加到800斤。这几条标准，后来被简称为过黄河、过长江。）这篇社论最后也捅着全国的县委书记的自尊心发问：“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县委书记们好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看起来，如果不是没脸没皮，如果不想跳崖，就只剩下一条上天的路了——像陈永贵宣称已经在昔阳做到的那样，把农民们基本上改造成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满脑袋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热爱劳动、无私无畏的战士自然能够改天换地。当然，动手实施改造之前，首先要像昔阳那样开展阶级斗争，把民主派、走资派、老好人等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
只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创造新人改天换地的任务吗？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几位刚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坚信这一点，他们怀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必须信念到了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这伙自信的热血青年的领头人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和他的两位同样是出身高干的同学，一位叫张木生，一位叫李秋梦。
“开始真是苦学苦干。”张木生后来回忆说，“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五个钟头它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而且在社会历史观，苦干十四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虱子，还豉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干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女怕坐月子，男怕割麦子。河套地区地多人少，割麦子累得爬不上炕，到炕沿上得有人托你一把。割完了麦子自查极严，别人查出来，丢一穗麦子自己主动赔一毛钱。
“走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