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合作化前与大跃进做一对比。借着毛主席在1962年前后对三面红旗说的话来说自己的话，说明为什么‘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结论就是：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也不敢把大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分法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是分析五七年之后大说假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是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的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最后，张木生写了自1956年以来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这篇于1968年秋写成的论文总共三万多字。1969年初张木生带着他的论文回到北京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的大逆不道的见解立刻引起反响，论文不胫而走。先有手抄本出现，后来有油印小册子现现。有表示赞同的，也有批判的。几位在山西插队的知青或许是受陈永贵的影响格外深，还编写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拆张木生》。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得一塌糊涂，“三自一包”已经成了毫无疑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民间竟然有张木生这样的人唱反调，这一点已经奇特了。更奇特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上层，在一片红光的环绕之中，不同的见解或宽容的精神依然存在。

    

    胡耀邦当时读到张木生的论文，评论道：“讲得有道理。”论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人向更高层反映，写了内参。周恩来总理看了，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

    

    凭着这一句话，张木生安全了三年。1972年，林彪叛逃的事情闹腾完了，不知谁又想起了此事，到底在呼和浩特逮捕了张木生，把他关进监狱。“一天八两窝头，天天吃菠菜。草捆都不解开，放到大锅里煮的菠菜。”张木生笑道，“坐牢八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吃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十一、脸面问题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

    

    偏偏天不作美。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17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

    

    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

    

    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1865—1935）等。主张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认，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

    

    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

    

    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原则同格论”（阿芬那留斯），主张清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