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陈永贵陪纪登奎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在全国学大搴的可行性，大寨的工分评法和分配制度等等。这几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个半月之后将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并成为几年内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他们不知不觉间聊到了半夜12点，纪登奎说：“明天再谈一次，今天休息，不误干活。明天再来。”于是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它北方省份好国家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余粮县？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纪登奎吩咐随行的记者，写学大寨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从1970年8月9日到11日，纪登奎在昔阳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是走马看花，各公社书记的汇报和上下级之间的问答也挺浅显。然而一个新的重大决策——“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形成了。至于建得成还是建不成，学大寨学得通还是学不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经过深入的探讨分析，定量研究就更别提了。只是一样，关于学大寨的阻力问题，陈永贵汇报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五种人”，譬如走资派老好人之类，既有分析又有数字，很有实干家的经验之谈的味道。纪登奎听了很感兴趣，吩咐陈永贵细细准备，好好在将要举行的大会上谈谈。就这样，即将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策——建设大寨县，基本上就算探讨完毕了。
其实这已经够了。转了七个公社，看到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知道传闻不虚，这便足够了。纪登奎本人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与毛泽东主席的私交不错，文革前毛泽东听过他的一次工作汇报，觉得这位地委书记很能干，印象颇佳。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一次路经河南，问起“我的老朋友”的情况。众人惊问，才知伟大领袖的老朋友是纪登奎，而这位地委书记尚在挨斗。慌乱之中找来了纪登奎，毛泽东问起挨斗的滋味，纪登奎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说没什么，也是个锻炼。毛泽东乐了，也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从此纪登奎青云直上。文革后有记者采访纪登奎，他说，当年在毛主席的强大意志的影响下，他本人只有两条路走，要么顺从老人家的意志，毛主席指向哪儿他就冲向那儿，要么就反对老人家。他不敢想象走后一条路。比起邓小平来，他感到不能原谅自己。B52既然毛泽东已经指出了农业学大寨，纪登奎所能探讨的最多也只能是怎么学的问题。至于学不学，学得通学不通，恐怕也属于这位中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首脑不敢想不敢问的禁区。
再说，关于中国农业该不该走大寨道路的问题以前早就探讨过了。196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大寨之花》，通讯前的编者按指出：“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实践论》、《矛盾论》两书是中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这个道理自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便不容置疑了。中国有什么？唯一充裕的资源就是人。没有钱，没有东西，怎么让这些人苦干？只有靠思想上的动员。这个路子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但是有人敢有不同的想法，敢表达不同的意见。一位在黄河边插队的北京知青，名叫张木生，他就在研究着另外一条路，不同于大寨的路。若干年后，他将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为大包干的诞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还将与纪登奎一起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纪登奎离开昔阳之后，又过了半个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4个省市的代表云集昔阳。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了昔阳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苦干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