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