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1972年1月，昔阳县所辖的李夫峪煤矿报告，说出了“反革命案”。县委派出工作组一查，原来该故的职工凌尔吉说了几句“大寨是王牌”之类的话，还有“座山雕”、“威虎山”之类的影射。那时，昔阳人论陈永贵曾有“二毛主席”之说，“毛主席常有最高指示、陈永贵常有最近指示”，影射陈永贵、轻慢大寨岂能饶你？县委调查组认为这是反大寨红旗，反陈永贵，必须严肃处理。县委要求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凌尔吉实行拘留审查。公检法方面毕竟对法律规定熟悉一些，觉得如此断案证据不足，便告诉县委需要复查。复查之后，公检法方面认为证据确属不足，决定不追究凌尔吉的刑事责任。
陈永贵知道了此事。1972年2月的一天，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县治安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凌尔吉一案的复查人卜二和汇报案情。卜二和拿着调查材料，将复查情况如实汇报了一遍，陈永贵火了，问道：“大寨是威虎山，谁是座山雕？”“什么人才反大寨？怎么反大寨你们不扣？干公安工作20多年，认不得个反革命？”B50
会后，凌尔吉被拘捕入狱，罪名是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