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眼里，在大批记者的笔下，大寨的农民们整天埋头干活，吃粗粮，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俨然是一心为工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化身。这就是斗私批修逼出来的。陈永贵说：“有人说，大寨社员思想好，觉悟高，思想斗争不太尖锐了。这话也说的不对。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陈永贵为了战胜大寨社员头脑里的私字，创造出一心为公的新农民，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费尽了心机。
六十年代初，闹洪灾之前，大寨社员还没有住进“大寨楼”，各家各户还有自家的厕所，自家的猪圈和自留地据最新版本的原文重新作过校订。各卷有编者写的前言，卷，“私字”还有自己的大本营。那时候，大队需要肥料了，陈永贵得在头天晚上召集支委会秘密决定第二天掏茅厕。次日一早，社员全体集合，陈永贵宣布今天要掏厕所，于是全体出动，分片掏走，颇像是一场突袭。为什么呢？陈永贵解释说：“头一天晚上不敢宣布。如果一宣布，有些社员连夜就把好茅粪担到自留地里去，再掺入黄粘土充好的。猪圈也如此，把真猪粪担到自留地，掺上黑土给生产队。”B41
1963年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心中暗喜。“这一下，人心也齐了，”陈永贵后来说，“我想这回不搞自留地了，要不然矛盾又来了。于是，我们在搞了集体地以后，就搞集体房，……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自留树没有了。修了集体房，盖了集体厕所，也就无法在肥上掺假了，肥料评定的等级公不公的矛盾也解决了，因为都混在一起了，一律二毛钱一担。”B42
可是大寨社员私心不死。有一位日子过得比较宽绰的社员向陈永贵抗议道：“俺们生活好，吃得好，茅粪质量高，多作价才合理。”与他同样认为自己的“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也附合说，一律两毛钱一担不合理。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糊弄这些人，尽量往复杂了说。“你吃得好，茅粪质量好，这不假，”陈永贵说，“吃得差的人家吃得多，茅粪也多，都屙在一块，又该怎么算？”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一听，老陈说得也在理，确实没法算。这时就有人建议干脆别算了，反正一人一份，全归集体，全上到地里，打下粮食来人人有份，何必再作价算钱？陈永贵说好，咱们趁热打铁，不再算钱了。如此就攻下了一块“私”的阵地。
攻克自留地也是天随人愿。1963年的大水刮走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通几明清之际方以智用语，意即哲学。语原出《易·系，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的。”
冲掉自留地的责任可以推到老天爷头上，可是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了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