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晚了？为什么别人不晚就你晚？你挖挖根子吧，给大伙讲讲。”你还不敢讲怪话，遇到不听话的，蛮横的，大帽子有的是，专政工具也等着。

    

    这一手并不比扣工分罚奖金之类的物质惩罚差，那时候多数人可是真干，真下力气。尽管偷奸耍滑的人也难免有几个。

    

    据统计，自1966年5月至1978年年底，昔阳学大寨12年，造地六万余亩。同期，非正常死亡141人，其中“直接打死2人，上吊62年，投井30人，跳崖6人，跳水库2人，投水池2人，栽水瓮2人，投水窑2人，致病而死14人”。B45尽管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学大寨运动有关尚存争议，学大寨逼死过人则是公认的。昔阳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8年，大寨模式在昔阳初创的一年。

    

    不能说昔阳农民的苦干精神完全是斗出来的，逼出来的，农民自身完全没有主动的精神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陈永贵就指名道姓地表扬过两位与集体经济高度和谐的理想农民。

    

    贫农王柱成，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车把式。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危险，为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急刹车，自己摔下车来，一条腿被车轮压成三截，当场疼昏了过去。这位王柱成在医院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队里的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上山割柴熏肥。他干活太拚命，担得太重，而且眼神不好，从坎塄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兢兢业业，三年中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据陈永贵说，昔阳县里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B46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八、当勤务员与做皇帝：大寨县的诞生之三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给大家说几句话。”刚刚当选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永贵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113名新当选的县革委会委员在下边听着。“首先一点，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委员有一个新的作风，使广大群众真正拥护我们。”

    

    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指的根部夹着劣质烟卷。这副形象似乎是他谈的“新作风”的注解。

    

    “第二个问题是，回去以后在一斗二批三改方面，我们每个委员要首先考虑自己，有问题自己要首先交待。不然，你打倒皇帝做皇帝，群众还是心情不舒畅。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群众。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