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到了分配粮食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领导讨论如何兑现老陈的诺言。有人提出免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打电话问老陈，陈永贵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的这个决定在昔阳各公社，各大队的大会上宣布了，十几万人身上的沉重债务甩掉了，老百姓的感激难于言表。吃不饱饭的人能特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大笔粮食意味着什么。在宣布决定的大会上就有人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陈永贵试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显然大有成绩。
陈永贵后来曾对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他说，他免掉的实际上指使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说，即使纯粹算经济帐，社会主义集体也没有吃亏。（注：陈永贵免粮之事，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９１页）
在扩大“公字”并攻占“私字”的有形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境内发起了“两种世界观大辩论”。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讲话，要求全县大搞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什么叫思想革命化？”陈永贵自问自答道，“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啦，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私自利呀，私心杂念呀，个人主义呀。”这类强调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的道德劝诫是长期贯穿于陈永贵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长期抓住不放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寨建成大寨楼之后，社员们一般都愿意住在下街，不愿意住上街。大寨楼依山而建，上街就是楼上，社员们怕水上不去楼，担心挑水太远，又觉得住楼上不习惯，便争抢下街。陈永贵立刻抓住这种反映了私心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又是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问题，抓住不放松啦。这就是活思想嘛。就地取材，取不完的材，抓不完的活东西。这就抓住了，抓住就不放松啦，一直斗私批修。斗，斗，斗，一直斗，那可斗深了，越斗越深。”
社员争住处、青年人戴手表、年轻干部争外出参观的机会、社员干活叫苦叫累，这些都是斗私批修的大题目。就连贾进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斗私，他检讨说：“毛主席让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我没有抓紧时间学文化，总认为自己老了，一天劳动累了，懒得学。这是我对党最大的不忠实，也是我最大的私。”
七斗八斗之下，大寨人的道德水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起来是昔阳县各村最好的，其它村里的斗私批修要来得猛烈得多。
三都公社宗峪大队的一位名叫刘金鱼的妇女，借用队里的毛驴给自己家磨面。那毛驴偷吃了刘金鱼的面，她就恨恨地抡着树条抽毛驴，打坏了毛驴的耳朵。队里当天就开会批斗这位私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妇女。在批斗中，干部让刘金鱼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着抽打，直打得两口子鲜血淋淋。事后刘金鱼又多次挨斗，刘金鱼觉得没活路了，自杀身亡。B44
有一位党员，一时糊涂偷了队里十几穗玉米，被逮住了。当时在各地农村偷队里几穗玉米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般也就是罚几天的工分拉倒。可是在昔阳境内，在斗私批修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下，这件事便成了很了不得的大事。私心严重到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程度，队里连夜组织开会批判。这位党员丢了大脸，觉得再也活不出个人样来了，便跳井自杀。
在苦干实干学大寨的重压之下，社队干部们干不好就无法交账，就无法在昔阳立足。于是全体干部拚命地向社员施以重压。冬天，下地干活讲究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如果有谁晚了，打歇时就可能有地头斗私批修会。一位昔阳农民这样描述那时的标准场面：
队长把来晚的社员叫过来站在中间，念过毛主席语录，便质问道：“你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