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后来被嘲笑为“大概工”的办法显然比定额包工模糊多了，也更强调了众人对某个具体人的印象，更强调了总体的劳动态度和质量数量。这套办法捎带着还造成了一个好处，就是把干部从监工验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干部们也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了。
陈永贵创造出这套办法之后非常得意。第二年，晋中地区开先进单位代表会，陈永贵就想在会上宣传他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一位地委领导人问他：“永贵，你准备发什么言？”陈永贵说：“想发发劳动管理。”这位领导听说过这种办法，他把它称为“神仙一把抓”。他觉得这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便拉着官腔问道：“可发呀不可发？”陈永贵说：“你们考虑吧。”
晋中地委怕这套模糊的办法冲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定额管理制度，最后决定不让陈永贵在大会上讲。陈永贵老大不高兴，心想你一个晋中的代表会才两千来人，我大寨每天都有上千的参观者，你不让我发言我回去发！看谁的影响大！于是陈永贵得空便对人宣传他发明的这套办法。
陈永贵的发明传到了以党内大秀才、大笔杆子著称的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给毛泽东当过大秘书，深知毛泽东很欣赏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1966年3月2日，陈伯达向人们推荐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但我听说大寨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我建议你们到大寨去学习。他说：“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寨的办法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他赞扬了“大寨评工，主要评劳动态度”，同时还建议用“标准工分”取代“标兵工分”。陈永贵很快就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经陈伯达一鼓吹，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效法的楷模。1966年3月22日，陈伯达推荐大寨评工记分法的20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专为陈永贵的这篇讲话加的编者按指出：“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浪大大推动了大寨的报酬制度的普及。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性的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这时陈永贵已经把“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改得更红，更强调人的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是很识货的内行，听了介绍，便一致认为大寨用政治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会议纪要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题发往全国，从此，全中国的农民便抛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原则，随着陈永贵和大寨一起踏上了“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创造一个新人新世界的征途。
在昔阳境内，陈永贵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奋力清除“私字”的各种阵地。
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
陈永贵就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大寨公社收回了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三年，昔阳全县除巴州公社外，基本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四年，也就是昔阳宣布建成大寨县的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同年，全县关闭了所有农村集市贸易点，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一概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论处。
破私还要立公。在陈永贵刚刚掌握县级权力的时候，昔阳的社会主义阵地确实乏善可陈。农民有怪话道：“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陈永贵派人调查情况，发现全县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二千万斤，人均一百斤。欠债的比例高达两个８０％——８０％的生产大队中８０％的社员都背着债。
１９６８年春播之后，陈永贵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大队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