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按照陈永贵的逻辑推演，取消自留地显然是合理的。自留地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集体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块多劳肯定可以多得的地方，一块别人无法搭自己的便车，无法占自己的便宜的地方。于是，这块小小的地方吸纳了中国农民巨量的心血和汗水，吸纳量大到了与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远远不成比例的程度。一心要把集体经济搞好人们，自然要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之类的东西当成对头。这是博弈双方杀急了眼，很容易逼出来的违规动作。陈永贵拼出犯错误消灭了这个对头，他比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的农村政策还要左得多，激进得多。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1971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但是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做法，后来还总想着把这项违规动作合法化，作为正规政策推向全国，只不过屡次受挫。这是后话。
大寨的最具全国影响的破私立公手段当数“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常言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陈永贵想从根本上破私立公。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但是也有限。陈永贵曾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包工制的弊病。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社员在虎头山上深刨玉米，有棵玉米的根部正好有块石头。他用镢头一勾，勾开了石头刨了玉米根下的土，石头仍在地里撂着。旁边的一位老社员看不过去，道：“咋就不顺手甩沟里去？”那位年轻人答道：“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没有？”
陈永贵对这种缺乏责任心，不顾农活需要斤斤计较工分的现象深恶痛绝。“把社员都养成这样的斤斤计较，还怎能跟自然界斗争呀？”他说。他很想纠一纠这种弊病，很想揪住几个偷奸耍滑的整一整。他把这叫“逮典型”。就是看准思想落后，技术不高，好偷懒，就专门去细细地检查他干的活，挑出毛病来在会上臭训一顿，罚他的工分，让他回去返工。结果呢，陈永贵说，质量还是提不高。比如深刨土地，规定刨八寸深，你也不能把人家刨的每一镢头都扒开量一量够不够八寸。怎么办？农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模糊，给监督管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劳动者本人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就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一样。于是陈永贵就从这个责任心下手，他要改造人心，他评工分要评责任心。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究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借这种高扬精神力量，忽视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陈永贵彻底取消了大寨的定额管理制度，建立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这就是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譬如是十分，大家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掂量着报自己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工分每干一阶段农活评一次，评的时候，自己报少了众人乐得往上加，落个人情，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是不是够。“我们欢迎你多报”，陈永贵在介绍经验时说，“多劳多得嘛！还能限制你多劳动？你想多得工分，你就得跟着标兵一起劳动。你不多劳动想多得工分不行。我们还有办法，办法就是每天他干什么，你也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