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盗成风帝。他的学说对以后基督教的思想影响很大，恩格斯说他，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B38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良知良能实为心之本体，我之主宰。后世学者多有发挥，但，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再次抬起头来。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国的斯宾塞等。，单靠昔阳那些秃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