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西欧文化，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著作有《对圣经的评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定有多少感谢的。”B37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表

    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