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以张老太为代表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于物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概念即理念，它是世界的本质。，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