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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这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海、北京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受到接见。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过了几天，最高指示传了下来，许多陈永贵派的山西造反派报纸在报眼那块专登最高指示的地方登出了六个大字：“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后来见了，觉得有点过分，便不让登了。但是毛泽东主席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谁不见谁，让谁公开露面或不让谁公开露面，确实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由周恩来拟定了名单，毛泽东本人审批。这里包含着最高领袖要扶持谁或打倒谁的信息
四、毛泽东控制左右平衡
196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三。陈永贵在昔阳县城里批斗地、县两级当权派，搞他的“二一一”夺权，北京的中南海里则开着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这次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在怀仁堂会议室举行。主持人周恩来坐在正中。会议桌的一边坐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和康生率领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的新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B27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抓革命促生产”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两重性与会议桌两侧的人马的分歧和对立了。
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般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崇尚精神力量，也尊重物质力量；他热爱革命，同时也想尽快发展经济；他一意孤行而且孤注一掷地采取极其激进的手段打碎了17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以创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新世界“以太”为“太极”，认之为世界之本源；以“生元”为“细，同时又保护着一个尘世国家得以存在的最起码的条件和秩序。毛泽东想把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怀仁堂会会桌两侧的人马似乎就是毛泽东自身矛盾的展现，不过，这两个方面统得显然不怎么成功。
会议开始不久，双方就争执起来。徐向前冲着对面的人拍桌子，对面的康生则质问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指责陈伯达等人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想把军队也搞乱。
叶剑英话中有刺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种提问方式简直使陈伯达无法回答。叶剑英的讽刺已经难以应付了，他所涉及的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更是复杂得至少要从大跃进说起。
在大跃进时毛泽东就讲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28毛泽东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党的领导，而且是一连五次讲话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他三年前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观点，但是他也确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他问，如果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B29
大跃进跌跤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深居简出地思考了多年。他不认为大跃进的基本思路错了，相反，在他看来，大跃进所代表的人的因素第一，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道路。中国革命一不靠飞机大炮，二不靠物质刺激，为什么胜利了？不就是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么！”战争之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再往远点说，中国被世界列强骑着打，偌大个天朝上邦船不坚炮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