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苗头（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极含蓄地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B17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要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送礼，四清整死了四十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言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就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这次在文革的大乱时刻占用了国务院总理四个小时的谈话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陈永贵的心目中，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他谈起这次见总理时总要强调化肥厂：“这是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也是我们昔阳的永远利益。”“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搞化肥，到处受欺负，受欺负也弄不下。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化肥厂，看该多主动呀。”
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一位省委高干的夫人想遇。这位夫人说她们正准备夺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她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这在当时尚无先例，陈永贵吃不准局势，就来了一个不说话，咬住牙不表态。他不知道，十几天之后就将出任山西省最高领导的刘格平此时也在北京，正等待中央文革的召见，准备回山西夺权。
1967年1月正是中国的省级政坛开始翻天的月份。这里这先放下陈永贵的活动，说说山西省和全国的局势。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被夺权。１月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军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B18
就在这一天，江青叫关锋找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山西省挂名的副省长，其经历却很不一般。１９３６年，他与６０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块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履出狱手续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江青在整刘少奇的材料时发现了刘格平的惊人之举，就召他进京谈话。刘格平在京等了许多天，直到上海夺权之后，江青才叫关锋让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夺权。１月８日，刘格平奉命返回太原。１月９日，刘格平等５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B19同时策划夺权。
１月１１日，以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各路造反大军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刚刚三十出头的杨承效任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凌晨１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B20所谓夺权斗争，除了占领和抄家之外，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这一天晚上，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被杨承效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