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毛泽东说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B30他说，这些人在国内主张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1964年12月，毛泽东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干部。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问题如此严重，如何解决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总结了他解决上述问题的经过，他说：“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种自下而上解决问题所需要使用的四大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写进了宪法。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可以用好这些手段，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这些手段清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更彻底地揭开盖子，解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那些把他们引向邪路的人，打倒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当官做老爷的当权派，人民的心情舒畅了，革命精神更纯洁了，生产力就解放了。届时经济自然会迅猛发展。这大概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那种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断受到批判的理想世界就会建立起来。
话又说回来，尽管毛泽东号召人民造反，但是他并不能忍受无政府主义。1967年2月12日，也就是叶剑英以嘲弄的口气问陈伯达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的第二天，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要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他责问：这是谁搞的？
毛泽东似乎是在极左的钢丝上不断地做着左右之间的调节，寻找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工作，他应该熟知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这些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观点。
陈伯达看着怀仁堂会议桌对面的叶剑英，他避开了关于要不要党的领导的语带讥讽而且暗藏陷阱的提问，以守为攻地答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坐在陈伯达一侧的关锋似乎不避锋芒，他冲着对面的党政军元老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眼看着冲突迅速升级，周恩来发话了。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议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没人顶撞周恩来。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2月16日下午3时，怀仁堂会议室里又开碰头会，继续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碰见了张春桥，谭震林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陈丕显是被夺了权的上海市委书记。在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和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非正常死亡，许多省、市委书记挨斗游街之后，毛泽东指示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设法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不少人被当地扣押着。陈丕显就被扣在上海。
张春桥听出了谭震林兴师问罪的潜台词，推脱道：“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不管用了，”张春桥道，“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走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再次向张春桥要人。这位个头不高，骨骼见棱见角的老革命压着火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