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和李顺达拉起了一支三四十万人的队伍，心里却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核心舞台回山了。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陈永贵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陈永贵的家乡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
一月初，山西省“一一二”夺权之前，昔阳县委仍然勉强控制着局势。县委领导们努力地试图将群众运动的冲击力引向前任当权派以求自保，于是有关押李韩锁等干部并堵截张怀英之举。
从文水逃出来的张怀英果然企图躲进大寨。他没敢走大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虎头山翻过来往大寨走。尽管这条路很偏，县里派出的监视人员还是发现了这位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便立即召人追捕，县里的摩托车吉普车火速出动。这时，已经有人问陈永贵通风报信了，陈永贵马上派出贾进才贾承富等人提着镢头去接张怀英，把他背到正在修梯田的小背峪沟的石窝里躲了起来.追捕的的人在山梁上喝令站住，贾承富挥着镢头叫：“狗日扔种下来，下来哇！”追捕者见对方人多，又是谁也惹不起的大寨人，便不敢下了，走了。过了两天，陈永贵又派人秘密护送张怀英到太原，请省里将其保护起来。
山西省夺权的十天之后，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写得极其激昂，极有煽动性，社论把夺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动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社论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是日，昔阳的几种造反人马不等在太原参加夺权活动的陈永贵回来，先自分头夺了昔阳县委、县人数及所属各部门的权。一周后，接任张泣槐不过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原耀先从县委大楼三层附地身亡，据称是自杀。
昔阳的“一二二”夺权带点学生们一时兴起的性质。各村的干部社员几乎都不知道县府的印把子已经易手，及旧在闹他们的革命，过他们的日了，而县城里的造反派自己却闹得天翻地覆。各派之前都想架空对方，把全部的权力都揽过来。那些来自北京、太原、太谷和昔阳育红中这的红卫兵小将本来就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连个衙门的架子也撑不志来，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面对乱成一团的局势和杂七杂八的火烧眉毛的事务，这群小龙束手无策。
这时，刚刚在省里参加了造反夺权活动的陈永贵，佩戴着周恩来总理新手赠送的红卫兵袖章，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地回到了昔阳。在昔阳有十几年根底的张怀英也随着陈永贵回来了。于是，“千万双革命的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昔阳文化大革命的曙光。”B23
昔阳县城一乱，关押在商业局大院里的“十月事件受害者”们自然都跑了出来。两年前被地委强令调出昔阳的“宗派活动分子”也纷纷离开流放地。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大寨。１月２９日，“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越满仓任副队长。有了这些行政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干部，再加上饱读史书的前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大寨立刻成了全县实际上的决策中心。各派组给纷纷人到大寨建立联系。
陈永贵在一群老谋深逄的前昔领导人的拥戴下，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了一次会，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王乡锦、谢子各、张泣槐等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王乡锦是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是晋中行署专员，张润槐是前昔阳县委书记，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提出了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不拥护的行动纲领。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可急议的决策人和领导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永贵在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