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谈起了积怨达两年之久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的性质，绝不是个个私怨之急，绝不是守派之争，也不是工作方法之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是拥护三面红旗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早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争！”接着，陈永贵又“揭露了地、县领导人反大寨的罪行”，譬如四清工作队砍大寨红旗企图。当年激怒过陈永贵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说陈永贵这个粗腿抱不住的地委副书记王荣都在台前撅着。
陈永贵讲完之后，张怀英言控诉走资派对他本人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迫害。张怀英不久前挨斗挨打受伤沿末痊愈，人与昔阳各方面的关系又好，口才也佳，于是，会场上那些贫下中农“听到怀英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方面而惨遭折靡时，纷纷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后便押着“黑帮”们到下边和公社和大队去游街，用陈永贵的话说：“让大家都看一看他们的万恶滔天罪。”
联合批斗会和游街从春节闹到正月初三，小小的昔阳县城和附近的农村连续沸腾了三天。陈永贵后来曾把昔阳的这一串批斗和和夺权大会与别外做过比较，他说：“我想，在全省也很少哩，像我们昔阳这样，把所有鳘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都选来，参加我们的夺权和斗争大会，很少的，那无非不过是城附近呀，机关呀，学校呀，学生们参加。我们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来搞夺权斗争。我们认为我们搞的是非常透彻的，而不是他们那样，斗黑帮是请客吃饭的。”B24
经过三天普及而深入的批斗，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地位稳稳地扎在了昔阳政治舞台的中心。当年写下的夺权报告描述说：“三天的大会已经激发了代表我们的积极性，只要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等同志一声令下，立即就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夺取政权。
陈永贵见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手再次夺权，把全部权力从你争我夺的“筹委会”等各派红卫兵手里夺过来，夺到他自己和“十月事件受害者”手里。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夺权，你来帮我掌权。”考虑到“十月事件受害者”都是昔阳的前党政要员，这第二次夺权似乎奇妙地带了点“复辟”的色彩，但当时恐怕没有人敢这么想。
２月１０日晚，陈永贵组织各路造反派开代表会，专门讨论第二次夺权问题。陈永贵高声问众人：“这权该不该夺？”众人如军人般地齐声高呼：“该夺！”
２月１１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３２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宣布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在强光的照射下，满脸庄严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委、县人委后切党、政、财、高新明文大权归总指挥部！”
当晚，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
至于刚刚掌权不到20天便被陈永贵把权夺走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据说“根本不敢说一个‘不’字”，“总指挥部一宣布成立，它不得不立即宣告解散。”B25日后陈永贵也没有难为他们。
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陈永贵在文章中谈了他在夺权斗争中的体会，斩钉截铁地说：“夺权好得很！”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引题是：“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劳模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当榜样、当楷模，摆在那里让人们看，让人们学。至于人们学不学，劳模本身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不如意事也只能干瞪眼。而劳模一旦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