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３日晚，刘格平等三位领导干部在前台亮相了。他们向两千多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次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１２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
在省城大乱的同时，陈永贵正在村里琢磨着出山还是不出山。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火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山西的别外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也挺早就听到了风声。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合法地位也会大大巩固。问题是这两位庄稼汉慎重得要命，硬是不肯表态。庄稼人的本能似乎告诉他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侯，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不管你拿得准拿不准，只管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落伍者还有被淘汰，甚至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一位纺织女工出身劳模在太原打长途催李顺达：“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李顺达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他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他感觉着陈永贵心里转悠的事一定跟他一样。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不知是不是在装傻。
李顺达把情况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造反夺权。B21
其实陈永贵比李顺达心里有底。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顺达就在西沟埋头不出，每天只是听收音机。而陈永贵毕竟去了趟北京，见了总理，还得了几个红袖章。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对红袖章所包含的暗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文水县出过一件事，给了陈永贵很大启发。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B22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大寨的红卫兵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这两位山西省同时也算是全中国的钦定农民领袖，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块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更红了。
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胜利》。同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了誓师大会。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三位著名劳模与杨承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这二位介导成立了一个叫“山西工农革命造扳联络总站”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出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数不清的各咱群众组织都归附于这两位毛主席亲赞扬过的人物的大旗下，几天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