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接受了陈永贵的意见。
据说，按照这种标准，丈量土地最后量出了三个数字，有从庄稼量起的数字，也有从地边量起的数字。大寨的地有数千块，梯田又多为窄长的形状，几千个地边如何量自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三个量出来的绝密数字直接报给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李雪峰选定了一个796亩，比大寨原来上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最后陶鲁笳向周恩来汇报的丈量情况，结论是大寨没有黑地。
山西省在全省通报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些劳模仍然不服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15年后，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昔阳。在涉及土地亩数问题时，这个调查组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大寨的耕地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在15年前报的802亩多出158亩，与李顺达等劳模估计的数字接近。当然，十五年中大寨的又造了地，耕地亩数又发生了变化。（注：整个事件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
196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陪同下访问大寨，陈永贵满腹冤屈地告了工作队一状，说工作队有意把大寨整垮。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李雪峰见陈永贵如此一触即跳，认为他有骄傲情绪，就叫陶鲁笳跟他好好谈谈，帮助他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过了两天，李雪峰和陶鲁笳去昔阳的老典型白羊峪大队，本想中午歇歇，睡个午觉，偏偏白羊峪的大队书记王殿俊也被整得满腔怒火。这两位要员深感问题严重，午觉也不睡了，听了许多四清整人过火的情况。离开昔阳前，陶鲁笳特地告诉陈永贵：“李书记说了，你给他反映的四清问题已经通天啦，不要再反映了。”
所谓“通天”，大概是指这两位中央委员立刻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反映他们发现的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果然也修订了自己的政策，规定在先进队搞四清要依靠当地党支部进行。驻大寨的原四清工作队于2月中旬撤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联合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只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个月后，大寨四清完毕，工作组的结论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陈永贵大获全胜。这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农民意识”，“经不起表扬”，“怕说大寨的坏处”，“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等等。⑥
兴师动众惊天动地折腾了好几个月，结果似乎只是一场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是陈永贵不这么认为，他四处打探了一番，问道：“全国没有第二个队因为产量高量过土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大寨产量高就来量我们的土地呢？”“我们一点也忘不了，这账一定要算。”⑦
二、十月事件
六十年代初，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内部有彼此不和的两派，一派以1961年3月调到山西文水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为首，另一派以原阳泉市副市长，接任张怀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润槐为首。据一位昔阳县的前任领导人说，昔阳的地方观念强，相当排外。张润槐上任时又赶上全国范围的纠左反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张润槐自然免不了把前任贬低一番。这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张润槐为人颇粗豪，说话也常有放炮走火的时候，于是前朝大员在怨骂中与他的矛盾日益激化。陈永贵也很快卷入了两边的争斗。
上任的第七天，张润槐带了六七个人去大寨纠五风，查土地和产量是否有浮夸。张润槐问陈永贵：“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三二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二十亩还是三十亩？”张润槐追问。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摹着这位新书记应该喜欢大数，心想十亩二十亩怕碰不上他的心，就看着他的脸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