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就不必要扣除水份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份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份，你们究竟是灭了准的威，长了谁的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

    

    真是出奇致胜。陈永贵选的这两个攻击角度很巧，又言之成理，工作队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继续攻击道：“我们一人吃五百斤，你给说成二百三，一亩地打八百斤，你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是给赫晓夫供给材料，你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平反！”

    

    陈永贵直截了当地威胁道：“你平反！不平反，我们到中央！我们的同志准备了死，回中央死也不死到你们手里！”④

    

    这个威胁很吓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毛主席号召学习的大寨大队的干部，要去北京自杀，以死告状。昔阳各村干部自杀的消息传得不少，因此，谁听了这种很可能实现的威胁也得在心里惦量惦量。结果工作队的软了下来，说你们不扣除水份也是有理由的，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转达。

    

    水份问题抗过去了，别的问题并不算完。

    

    一天晚上，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四清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和田培植正巧也在，便参加了旁听。汇报中，四清工作队谈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问题。

    

    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这是土改时的老数字。大寨修地造地十余年，成绩显赫，总不能说地亩面积毫无增加。按照陈永贵的说法，他们造地造了一百多亩，但是都种了果树，可是参观的人们又看不到果树。陈永贵讲究种满种严，种了小果树的土地也难免种上庄稼。太谷农学院一位科技人员根据播种量推算，估计大寨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200亩，比上报的数字多出50%。这就意味着大寨的亩产远不如自称的那么高。

    

    另外，1963年6月中旬，李顺达和郭玉恩等著名农业劳模听说了大寨的高产量之后，曾经到大寨学习取经。这些行家高手问得细，看得全，很佩服大寨的整地造地和精耕细作，同时也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大寨的耕地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随同他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把这些看法写成了内参，李玉秀看过这篇内参，心里早存了对大寨的疑心。现在李玉秀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队的介绍，更觉得问题不小，便将大寨的地亩问题写成《记者反映》。《记者反映》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看到。

    

    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记者反映》之后说，这涉及到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即召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长卫恒，周恩来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周恩来下令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于是，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和昔阳县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立刻进驻大寨。原来就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也跟着掺合了进去。

    

    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时候，据说出动了七十多人。怕大寨的干部把本村的地说成是外村的，他们还把邻村的人叫来指认地界，然后一杆一杆地量了50多天。

    

    “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陈永贵后来说。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是一个在大饥荒的年代主动多卖余粮的人，是一个宁可得罪本村的社员也不卖高价的人，现在却被工作队当成了骗子和贼。在陈永贵具备了报复的能力和权力之后，他将让李玉秀和张子仪付出惨痛代价。

    

    陈永贵并不清楚大寨到底有多少地。他报的数准不准，会不会背个隐瞒地亩虚报单产的罪名，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不出问题则已，一旦丈量出来的面积大于大寨所报的数字，陈永贵不但不打算检讨，反倒要咬一口工作队一口。他连反咬的话都准备好了：“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来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跟你上中央打官司、告状！”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