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没想到工作队根本就不把他陈永贵放在眼里，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更何况他已经听说过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传闻。于是工作队撇开大队党支部，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
数年后，陈永贵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上描述了他与四清工作队的冲突，他的描述很有戏剧色彩。
据说，经过一阵热情的工作，工作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乱记工分。工分账上居然有扫雪工这类在人民公社史上闻所未闻的名目。“扫雪也记工分？”工作队责问陈永贵，“你们乱记工分比落后队还严重哩！”和大多数大队党支书一样，陈永贵很难容忍别人在村里，在他的家门口拆他的台，他憋了一肚子气，黑着脸不说话。偏巧这一天下了半尺厚的雪，虎头山上一片银白，次日晨又从阳泉市来了两汽车参观者。工作队当时接管了大寨干部的部分权力，就叫社员们为参观者上山扫雪开路。社员们不肯动弹，工作队便找到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冷言冷语地问道：“我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一回错误还不行，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出来，又去找陈永贵。陈永贵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
工作队的人软了，说：“永贵，参观的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
“唉，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工作队的人明知是圈套也好往里跳。
陈永贵道：“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
工作队的人着急了，说：“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陈永贵才派人上了山。①
陈永贵的对抗把工作队惹恼了。过了几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清工作队则抓紧时间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充满不信任的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到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陈永贵坐在家里一锅接一锅地吧哒着烟，心里一阵阵地冒火。“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我吃饭，”他想，“你们在大寨搞破坏！”他有一种受小人欺的愤慨，又有些恨村里的干部胆小窝囊。半夜，陈永贵上炕躺下了，忽听得门叭叭一响。他赶紧起来开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贾进才嘴唇颤了颤，抱住陈永贵就哭开来了，说咱这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门又叭叭一响，贾承让也来了，他也说没法活了。这一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要寻死。说起扛长活打短工闹到现在，几十年最后落得个这，这些庄稼汉子竟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一通，告诉他们不能死。②
据后来的统计，在昔阳四清大会战期间，全县的大队干部自杀身死者共42人。③大多数死者的罪过无非是外出采购化肥时请客送礼，拉下一些说不清的账。
第二天，陈永贵找到工作队，梗着脖瞪着眼睛与他们争辩了一场。工作队揪住的一个问题是大寨分粮食不扣水份。国家收购粮食总是要测水份扣水份的，湿粮食不等于干粮食，不扣水份自然就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
陈永贵年轻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如今经过大小会议的千百次锤炼，岂有随便认账的道理？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份，我们也不知道拿水份。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份呢？”
这个问题提得怪，而且隐隐然挟着阶级分析的霹雳，工作队的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回答。
陈永贵出语惊人：“扣水份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