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要”。B58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头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79）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己的特性创造的，“人的上帝就是人”。这部著作标志了费尔，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茶杯唱上一口水，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