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们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后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是战前日本唯物主义研究会，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效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动，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和范银怀的笔下，就是组织千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险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力量，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转移了。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运动的各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特定的典型。首先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由于土改的时间和地区差别很大，这一阶段只能产生诸多的地区性典型。其次是互助组和合作化，开始限制和取消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的著名典型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还包括李顺达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特别激进的一跳，直接蹦到了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有制单位直逼公社一级，农民的私人生活都被迫集体化了，农民的权利被压缩到了最小，党政干部的权力扩张到了极点。这个阶段的旗帜，有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跃进失败了，离天堂不远的徐水人大片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力气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的人。这个阶段的许多典型后来都成了笑话。将息数年后再次爬起来，农村究竟往哪里走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死守人民公社的阵地，击退了“单干风”和“三自一包”（注：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主持制订了可以视为人民公社最低纲领的《六十条》，但是还缺少一个可供全国学习的先进的典型，一面举在人民公社前边的旗帜。只要能找到这样一面旗帜，一个理想中的设计就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能在现实的世界和人们的眼前活起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理想的生命力的证明。毛泽东开始搜索他中意的旗帜。
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