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来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