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宣传机器的影响传进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6年之后，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虽然那是一个争放卫星的年头，什么稀罕事都有，可是锄草用头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陈永贵开头还讲道理，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个一主一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有明人辑《马季长集》。参见“文学”、“法学”中的“马融”。，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镐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