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底，陈永贵到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他带了一份讲稿，讲他们大寨怎样鼓足干劲拿下了平均亩产540斤的成绩。按说这个成就已经很可以了，陈永贵在六年前才搞出了15户平均亩产过500就到了太原开会，这次全村的产量都过了500斤。他的自我感觉挺不错，谁知刚到太原，有几个人就私下给陈永贵透了点风，说：“你赶快改文章吧！你们这个540多斤可是上不了榜呀！”
陈永贵当然愿意上榜。他当时着实思想斗争了一番。后来他说：“改文章，就能上榜，很光荣。但是又想到亩产540斤，这是群众一场一场打的，一秤一秤过的，要是改了文章，说成双千斤，回去后怎么向群众交账！”“我说，社会主义贷下饥荒，共产主义也还不完，我不干那事。那次上了榜的人去北京开会了，我没上去。”B34
这次陈永贵顶住了上北京出风头的诱惑。他毕竟生活在大寨，信口开河地胡吹一通，回到村里恐怕不好做人。他对另一位劝他改文章的人说：“出席不了就出席不了，反正你不能改我的文章。”
1958年昔阳平调共产风大盛。大寨所属的城关公社想办一个万头猪场，就占了河西大队14亩地，同时又向各村派劳力修猪场。摊派到大寨头上，陈永贵说：“我们养了360头猪，自己的猪场还没修起来呢！”顶住了不派人。公社支使不动大寨便支使别的村子，调来劳力把猪圈盖起来了，却又没有猪。公社又摊派要猪，大寨派了几十头。陈永贵又顶道：“你别说几十头，一头也不能调给你。”死活就是不给。后来又调粮，陈永贵不是那句话：“别说一千五”，一斤五两也不给。”B35
城关公社的干部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把这位省劳模怎么样了，就向县委反映陈永贵谁的话也不听，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县委书记张怀英道：“你们别管他。”不让碰陈永贵，让他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几年后昔阳反“五风”，基层干部们发牢骚，说上边逼着下边刮风，下边不刮怎么办？县委领导答道：“大寨不是顶住了么？陈永贵顶得住你们怎么就顶不住？”呛得这些基层干部气鼓鼓的无言以对。陈永贵听说此事后笑骂道：“甚也是他们有理，该顶还是得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的导言中，这样有褒有贬地评论大跃进：“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合理方案。”
的确，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人，有全世界最充足的劳动力，问题是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
1958年7月，昔阳县委决定组建一支3.5万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协作大军。生产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野战性质的，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骨干民兵为基础，吸收一般民兵，编制为一个指挥部，六个科，十一个团四十六个营，共计1.15万人。野战大军干部配备精干，随时准备外调。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生产大军，人员18岁至45岁，吸收精干的妇女参加，在本县本乡境内调动。野战大军组建不久，即有2，598名男女劳力调往县境外的汾河水库和白次铁路工地，2.1万劳力调往在昔阳境内同时上马的石门口、郭庄等五大水库工地。
石门口水库是昔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库，水库石坝高12米，长15米，企图拦截蓄积南峪河道中的清流。由于施工盲目，未经勘测，坝成后泉水穿越坝底在坝外侧出露。如今这个水库已经被洪水淤积成平地。当时昔阳境内火爆爆地冒出的许多拦洪、拦河水库，由于施工粗陋基本无法使用，如今已全部不复存在。
唯独郭庄水库，纯碎靠人海战术苦战而成，坝高31米，全长550米，底宽125米，至今巍然屹立，8000亩农田受益30多年，松溪河两岸和昔阳县城免受洪水危害30多年。它是238万个大跃进式的工作日的结晶，也就是一万人苦干238天的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如《人民日报》宣布的那样每天有一亿人上阵兴修水利，超额十倍完成了1958年水利建设的高指标。超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面积的报废，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写下了中国水利史上这教训惨痛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章。
陈永贵也随着全中国人民一起发热，一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