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不能消灭新的经济规律或创造这些规律”。还指出社会主义社，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B27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