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譬如他曾带头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是看中了他不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叫“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社员稀稀拉拉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外一个人干什么呢论和策略。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和转变，“就来就来”，那位社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里集合好一块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了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B20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义的包办”，“营生混乱”。B21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这次既没有训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物，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和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B22这一年的7月17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用说把大寨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B23
1953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亮，平均亩产高达240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180斤，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160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75分，农业社得了95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上议论四起，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开了。陈永贵问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