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单干户丰收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3年更甚，达到23元，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150斤，连我秸秆算上也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说：“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产！要下产啦？就是大寨这60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B25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农民都想少吃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