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认为合作化发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按他的指示，浙江的5.5万个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1.5万个社，砍得毛泽东心痛不已。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等人，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邓子恢为人颇有豪气，盛夏时节在农村工作部作报告，常常旁若无人地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摇着大蒲扇侃侃而谈。面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厉声厉色，邓子恢仍然坚持己见，谈了五个小时，也没有退让。毛泽东道：“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时邓子恢的部下有人劝他别为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与毛主席争论，邓子恢道：“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都不必要。这怎能不讲清楚！”
关键就在于这个“条件”。刘少奇、薄一波等曾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邓子恢也认为发展新社必须考虑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譬如已有的社办得如何，是否增了产，是否巩固，干部力量的强弱，作为合作社的基础的互助组规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础怎样等等。而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毛泽东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判断由来已久。1951年9月，山西的合作化之争尚未平息，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稿写成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找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赵树理的看法，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但是他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只是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见解，让那份草案不要光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四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更加乐观了，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紧接着他又指责那些看不到这种积极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折不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农民的这种认识和推崇是毛泽东的独创，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之所在。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即将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来回答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实践中，陈永贵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为将对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决策发挥影响，他本人的命运也与这场大试验密切相连
七、办社第一年
1952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山西老乡，1952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烦就是县里反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49户，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了，据说还有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49户，谁来也不给看。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大寨村里出现了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