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1952年，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宣布：1952年苏联小麦产量比1940年增长48%，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马林科夫的这段话在联共19大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显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粮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比苏联更尖锐、更严重。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联系起来了，一箭双雕地既克服了粮食困难，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在苏联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举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大问题的希望，不禁深受鼓舞。1953年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领导层在搞不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这是一种可以称为信仰的东西。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搞集体化更有利，是立即动手还是数年之后。一场围绕着步子问题的争论爆发了。先后卷入争论的一方是毛泽东、高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张闻天和邓子恢。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话虽是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写于1920年4—，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雇了长工。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干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
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刊出，同时东北局向中央写了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刘少奇在20天之后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复信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又找安子文谈了此事，他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高岗见到刘少奇的讲话记录，跑到北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满脸不高兴，又批给陈伯达看。于是高岗以为有机可乘，便拿这个讲话当武器开始整刘少奇认为慕名而不知其实是士人“三贱”之首。主张实行德治教，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后来高岗因权欲薰心整人过头，反而遭到批评，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在批评高岗时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东北挑起的争论尚未了结，山西又闹了起来。1951年山西也搞开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以此为题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报告。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派调查组去山西长治地区了解情况，正赶上长治地委召开的十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张，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调查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观点，争执起来，找到薄一波头上让他表态。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要批评山西省委。事后刘少奇果真在几个场合点名批评了山西，说他们存有“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削弱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如果把东北合作化问题引发的争论叫作第一回合的话，这就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机是砍掉1.5万个浙江的合作社。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论争对手描绘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