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我们都在质问对方
    后来,殡仪馆的电话一遍遍催,催促她尽快办理火化手续,缴纳费用,警告她若再拖延,将按规处理,甚至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一天,是万家团圆的春节。

    她无法忍受出租屋里那能把人逼疯的死寂和冷清,脚步虚浮地出了门,鬼使神差地,朝着那条热闹的老街一步步走去。

    街边有卖江米条的小摊,那种外层裹着白色糖霜,咬下去会嘎嘣脆响的廉价零食。

    她忽然想起来,在老家的女儿最爱吃这个。

    于是她掏遍全身,摸出仅剩的五块七毛钱,称了小小的一袋,自己抓着,一根一根往嘴里塞。

    女儿吃不到了,她还在老家,等着爸爸妈妈回去过年,等着学费,等着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新年礼物。

    他们夫妻俩原本……是准备好了今年一定要回去过年的。

    ……

    遇见我,成了一个偶然却又带着某种残酷合理性的必然。

    那时,我正因为摊主告诉我“那个蒲公英水晶球早就被人买走啦”而瞬间垮下肩膀,垂头丧气地站在街边,觉得全世界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一点点离我远去。

    她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往家的方向挪步。

    她认出了我——商艺康的女儿。

    同时,一个可怕又疯狂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猛地窜入她的脑海,来势汹汹,瞬间吞噬了她仅存的理智。

    如果她还有一丝清醒,她一定会想到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

    可惜,没有。

    如果她能提前预知最终的结局,那么在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她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下去,哪怕前方是更深的地狱。

    可惜,没有。

    如果在她看到我稚嫩脸庞的那一刻,想起的是她自己那乖巧懂事的女儿,而不是那冰冷的、象征着终结的三千块火化费……

    如果……如果我呢?

    如果当时的我,能够机灵一点,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绝望,能开口告诉她:“阿姨,我爸爸是个好人,你跟他好好说,他会帮你的,他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拿出那三千块钱……”

    可惜,我也没有。

    我是一个被所有长辈夸“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潜台词往往是:木讷,循规蹈矩,不懂变通,在巨大的变故面前,只会被吓得呆住,遵循最直接的指令。

    爸爸的死,成了我人生剧本中最荒诞、最无法原谅的一处情节。

    我后来时常陷入一种假设性的癔想:如果当初这个情节的设计者,哪怕手抖了一下,让它的走向出现一丁点的偏离,我的人生,我妈妈的人生,我奶奶的人生,是不是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幸福的光明?

    然而现实冰冷而残酷。

    我和妈妈站在原告席上,听着审判长念完长长的判决书。

    然后,我听到对面被告席上那个瘦弱憔悴的女人,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三个字:

    “服从判决。”

    思绪从沉重的回忆里挣扎着浮起,我彻底明白,爸爸将永远不会再推开那扇门回家了。

    我默默走回灵堂,重新在那个小马扎上坐下。

    来来往往忙碌的亲戚们,我很多都喊不出准确的称谓,也帮不上任何忙。

    我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愚笨,且显得无比冷漠,没有礼貌。

    我想,他们心里一定对我厌恶至极。不然,那些躲在门框后的议论,是从何而来呢?

    “老商家真是倒了血霉了,生出这么个女儿!”

    “就没见过这么没心肝的,亲爹死了,一滴眼泪都不掉!”

    “要不是她贪玩跑出去,怎么会惹出这种天大的祸事!”

    “骨子里就是冷的!就是个克父克母的灾星!”

    ……

    这些话语,其实我听得并不真切,以至于在往后无数个自我折磨的夜里,我甚至恍惚地怀疑:那些话,真的有人说过吗?

    还是说……那根本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然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绑架我的女人。

    就在那通致命的电话结束后,她毫无预兆地崩溃大哭起来。

    她把兜里没吃完的江米条掏出来,塞到我手里。

    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吓着你了……阿姨真的……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等你爸爸拿钱过来,你就跟他回家,好好过年……年后、年后阿姨争取想办法把钱还上……”

    我承认,在那一刻,透过她满脸的泪水和绝望,我心底曾泛起过一丝微弱的、属于孩童最原始的同情。

    但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原谅她的权利。

    连同被原谅的资格,也一并失去了。

    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一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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