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床上坐起来时，床垫发出一声闷响，怕吵醒里屋的妻子苏婉，脚步放得比猫还轻。客厅的窗帘没拉严，月光漏进来，在茶几上积成一汪淡白的水。桌上还摊着白天算的账：银行贷款本月要还五万二，供应商的尾款欠着三万八，房租下个月一号到期，加上女儿幼儿园的学费……我伸手把那张写满数字的纸揉成一团，指节捏得发疼，纸团边缘的油墨蹭在虎口，黑得像块洗不掉的疤。
穿外套时，口袋里的打火机硌了下大腿，是上周陪客户抽烟剩下的。我捏着那只塑料打火机，走到玄关换鞋，防盗门的合页“吱呀”响了一声，我赶紧按住门把，停了两秒才轻轻带上门。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亮起来，每一层的台阶都像是在数我心里的慌——三十五岁，没房没车，手里攥着一家快撑不下去的小装修公司，现在连员工这个月的工资都没着落。
出了单元门，夜风裹着一股凉劲儿扑过来，我缩了缩脖子，把衣领往上拉了拉。街角的路灯坏了一盏，剩下的那盏照着地面，把影子拉得老长，像个跟在身后的怪物。我没敢往热闹的地方去，沿着墙根往老城区的方向走，脚下的砖缝里长着零星的野草，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走到第三个路口时，看见个摆摊卖炒粉的大爷。铁皮推车的煤气灶还燃着蓝火，锅里的米粉冒着白气，香味儿混着油烟飘过来，勾得我胃里一阵空响。我摸了摸口袋，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在推车前站了半分钟，还是转身走了。不是舍不得，是怕听见大爷问“要不要加个蛋”，我连给自己加个蛋的底气都没有。
老城区的巷子窄，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在夜里看着发黑。我找了个台阶坐下，从口袋里摸出那只打火机，“咔嗒”按了一下，火苗窜起来，又被风吹灭。再按，还是灭。直到第五下，火苗才稳住，小小的一团，在手里晃悠着。我盯着那点橘红色的火，突然想起十年前刚跟苏婉处对象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深夜，我们在夜市吃烤串，她把一串脆骨喂到我嘴里，说“以后咱们攒钱买个带阳台的房子，晚上能看星星”。那时候我兜里只有两千块，却觉得日子像刚烤好的串，油滋滋的全是盼头。
打火机的火灭了，我把它揣回口袋，手指在台阶上划着圈。手机在这时响了，屏幕上跳着“张经理”三个字，我盯着那名字看了三秒，按了静音。白天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还在耳边转：“陈磊，这月的贷款再拖，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我知道他没吓唬我，银行的催收短信已经发了五条，每条都像根针，扎得人心里发紧。
巷口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个穿校服的学生勾着肩走过去，嘴里聊着明天的考试。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最大的烦恼是月考没考好，现在才知道，那点烦恼根本算不上什么。那时候总觉得长大好，能自己挣钱，能说了算，可真到了这岁数才明白，“说了算”的背后，是一堆甩不掉的责任，像背上驮着块越来越沉的石头，连弯腰喘口气都难。
不知坐了多久，腿开始发麻。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走到巷口的公交站，长椅上积了层薄灰。坐下时，灰簌簌地往下掉，我没拍，就那么让它沾在裤子上。公交站的广告牌亮着，上面是个穿西装的男人，笑着比出“胜利”的手势，旁边写着“轻松理财，财富自由”。我盯着那行字，突然想笑，嘴角刚往上扬，眼睛就酸了。
凌晨三点多，街上的车更少了，偶尔有辆出租车开过去，车灯把路面照得雪亮，又很快暗下来。我掏出手机，翻到苏婉的朋友圈，最新一条是上周发的，女儿举着画笔画的全家福，配文“爸爸加油”。我手指在屏幕上摸了摸女儿的脸，眼眶突然就湿了。上个月女儿说想要个新的画板，我答应她说“等爸爸忙完这阵”，可这阵忙完了，下一阵还有新的麻烦，我连她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没兑现。
风又大了些，我把胳膊抱在怀里。远处的天际线开始泛白，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像把稀释了的墨水泼在天上。我想起白天去找□□李叔，他坐在办公室里，泡了杯茶递给我，说“小磊，我当年也欠过钱，最难的时候，连菜市场的烂菜叶都买过。但你记住，只要人不垮，账总有算完的一天”。那时候我没怎么听进去，总觉得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可现在坐在这凌晨的街头，倒突然懂了——他说的不是“不难”，是“能扛”。
街对面的早餐店开始亮灯了，卷帘门“哗啦”一声被拉上去，老板探出头来，往煤炉里添了块煤。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膝盖“咯吱”响了一声。走到路口时，看见卖炒粉的大爷正在收摊，铁皮推车的轮子在地上滚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那十块钱，说“大爷，来份炒粉，加个蛋”。
大爷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好嘞，最后一份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