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地点我得先交代清楚，是在拉萨，或者说是在拉萨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具体是哪里我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我不想记清。时间是一九九三年的冬天，这一点我很确定，因为我记得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我和梁源当时都在一个地质勘探队工作，我们的任务是绘制我们营地周围三百平方公里区域的地形图。那是一份枯燥的工作，每天我们都背着仪器和图纸，在白茫茫的荒原上行走，测量，记录。世界在我们脚下是具体的，经度、纬度、海拔、坡度、岩石成分，这些都是冰冷而确凿的数据。但在我们的眼睛里，世界是抽象的，除了白色，还是白色，偶尔有几块黑色岩石，顽固地不肯被积雪覆盖。
我得先描述一下梁源。描述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你一旦开始描述，就意味着你在给他贴标签，而人是无法被标签定义的。但我还是得试试。梁源比我大五岁，个子很高，但很瘦，穿着厚重的勘探服也显得单薄。他的皮肤是一种高原地区特有的颜色，有点黑，又有点红，像是被风和太阳反复打磨过的陶器。他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我们俩在野外走上一天，也说不了十句话。他走路的样子很有特点，步子很大，身体微微前倾，好像总是在对抗一股看不见的大风。这也许是真的，因为那里的风似乎从来没有停过。
现在我得告诉你，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勘探了什么，也不在于拉萨的风景，而在于一个晚上。我总是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但记忆不是这样运作的。记忆是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你走进去，随便拿起一件，它上面可能就沾着另一件东西的碎片。所以，关于那个晚上的事，我可能会讲得很乱，你得有点耐心。
那个晚上，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营地。营地就是一排简陋的板房，我们的宿舍里有两张行军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烧牛粪的铁皮炉子。那天晚上特别冷，炉子里的火烧得不旺，屋子里还是像冰窖一样。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谁也不想动。外面是风声，那种在旷野里回旋、呜咽的风声，听久了会让人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一个声音。
我记得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书，一本被翻得很旧的《百年孤独》。梁源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因为温差凝结了一层水汽，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看起来像是一片浑浊的星空在流淌。
“你说，”梁源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在风声里显得很轻，又很清晰，“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个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死亡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我们队里就有人因为高原反应死掉，也被狼拖走过。死亡不是哲学，死亡是帐篷外随时可能发生的具体事件。
我从书上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在灯光下有一半是亮的，一半是暗的。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知道。”我说，“可能就没了，像炉子里的牛粪，烧完了，就剩一堆灰。”
他沉默了很久。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就把视线重新移回到书上。马孔多的雨下个不停，奥雷里亚诺上校在孤独中熔炼他的小金鱼。这些离我非常遥远，也因此显得格外安全。
“我不信。”梁源又说。
“那你信什么？”我问他。
“我信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听起来太像小孩子说的话了。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任何一点天真的想法都值得被尊重，因为它像铁皮炉子里那点微弱的火光一样，能给人一点暖意。
“那挺好的。”我说，“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不怕没地方去。”
他又不动了，像一尊雕塑。我继续看我的书。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他那边有动静。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始穿衣服。
“你干嘛去？”我问。
“出去看看星星。”他说。
我看了看窗外，外面漆黑一片，风刮得更响了。我说：“外面至少零下二十度，会冻死的。”
“没事，我看一眼就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已经把大衣穿好了。他走到门口，拉开门，一股夹着雪粒的冷风立刻灌了进来，煤油灯的火苗剧烈地跳动了一下，几乎要熄灭。我看见他逆着风雪走了出去，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再正常不过，但事后回想，它可能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当然，也可能